“我认为两个词可以概括劳模精神，‘默默无闻’和‘埋头苦干’，这也是我想送给青年的寄语。”

在武汉市常青花园第一社区普通的居民楼里，92岁的韩立斌老人坐在自己的沙发上，语气平和地说出这句话。客厅不大，家具是几十年前的旧款式，墙上也没什么特别的装饰。

若不是社区网格员在走访独居老人的过程中偶然听说“这栋楼里住着一位全国劳模”，很少有人会想到，这位衣着朴素、说话慢条斯理的长者，是我国国防军工领域，大国重器特种车辆底盘研发的幕后功臣，胸前曾挂过几枚沉甸甸的国家级勋章——1988年4月，他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称号和全国“五一劳动奖章”；1989年9月，又被国务院授予“全国劳动模范”称号。

“资料太少，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”

上世纪七80年代，我国大型特种车辆底盘研发尚处起步阶段，国外技术严密封锁，韩立斌和团队踏上了一条鲜有经验可循、只能自主摸索的攻坚之路。

最难攻关的，是底盘的动力系统。

这是整个研发工作最核心的“硬骨头”。特种车辆的工况特殊，对动力的稳定性、适配性要求近乎苛刻，发动机、变速箱怎么选，参数怎么调，如何和整车承载、行驶需求完美匹配协调，没有任何现成方案可以照搬。韩立斌泡在图书馆、资料室里，翻遍了国内外能找到的所有相关专业书籍，从基础原理到工况参数，一字一句抠、一页一页找。

“当时国内能找到的资料，大多是关于中小型车辆的。大型车辆底盘的文献，可供参考的十分有限。”韩立斌回忆道。现成公式、可借鉴的图纸少之又少，他和同事们只能一遍遍推算，一次次试制。最笨也最可靠的办法，是用手拉计算器——那是一种老式机械计算器，每算一个数据都要“咔咔”地摇上半天。“一个参数要反复算多遍，敲到手酸。”老人说着，做了一个摇手柄的动作。

最紧张的是底盘总装阶段。

“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。”老人说，眼神里透着当年的焦灼。那年他51岁。总装现场，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结果。韩立斌两天两夜没合眼，盯着每一个环节，反复核对数据。“困到眼皮打架，就用凉水冲把脸。不敢睡，怕一睡着就漏掉问题。”

数十年科研生涯里，像这样扎根岗位、潜心钻研的日子早已习以为常，谈及过往辛劳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加班是常事。”

就这样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他们硬是为国之重器造出了可靠的“脚板”。

“国家培养了我，我拿什么报答？”

当时单位地处山区，交通不便，生活条件艰苦。但韩立斌从不抱怨。

问他为什么能坚持，老人沉默片刻，说出一段往事。

“我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。从大学一年级到五年级，吃饭、读书、住宿，没花过家里一分钱。全是国家供的。”

这份恩情，他记了一辈子。“我常常想，国家培养了我，我拿什么报答？只有拼命工作。”

更深的烙印，来自八九岁那年。

“鬼子进村了。”韩立斌的声音低下去。

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眼睛里的光反而更亮了，语气也沉了下来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所以我很小就明白一个道理——国家不强，老百姓就活不成人样。”

从那天起，“强国”两个字就刻进了他的骨头里。

2025年九三阅兵，当东风系列导弹运载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时，电视前的韩立斌热泪盈眶。“那些车的底盘，就有我们当年的心血。”他说，“值了。”

“默默无闻，埋头苦干，别太计较个人得失”

五一劳动节将至，问他想对年轻人说点什么。

老人又重复了开头那句话：“默默无闻和埋头苦干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加上一句：“还有啊，不要太计较个人得失。”

“我不是说不要名声、不要回报”他解释道，“我是说，先干出来。我们那代人，很多一辈子没上过报纸、没去过阅兵现场。但国家强大了，里面有我们一块砖、一片瓦。这就够了。年轻人要是总盯着自己那点得失，心里就装不下更大的事了。”

窗外，常青花园的香樟正抽新芽。这位92 岁的老人，把一生的波澜藏进了一栋不起眼的楼里，藏进了“全国劳动模范”那本烫金证书里。

而他自己，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劳动者——默默无闻，埋头苦干，从不计较。

通讯员 - 刘桂松 王辉

（本文来源于常青花园社管办，仅代表作者观点，本客户端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）